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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瓶是专指一种造型为小口、短颈、丰肩，收胫，近足处略向外撇，足底向内旋削，形成“内圈足”的陈设瓷。

“梅瓶”名称目前已知最早出现在清代，清末寂园叟撰《陶雅》曰：“器皿之佳者，曰瓶，曰盂，曰罐，曰盆，曰炉，盎，杯，盘之属。至于不可胜记，而以瓶之种类为多。瓶之佳者，曰观音尊，曰天球……曰梅瓶……”最早在文献中提出梅瓶得名原因的是民国时期的许之衡，他在撰写的《饮流斋说瓷》中道：“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

图1 上海博物馆藏磁州窑“清沽美酒”梅瓶

梅瓶的源流

据文献和实物考证，梅瓶起源宋代，梅瓶在宋代被称为“经瓶”。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在宋辽墓的壁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经瓶。上海博物馆藏一对磁州窑梅瓶，上书“清沽美酒”和“醉乡酒海”（图1），可见其用途是储酒无疑。另外，我们从它的形状上也可以管窥一二。梅瓶小口广肩，这样就不容易使酒香散失，是极佳的储酒器。一般而言，这种经瓶不能摆上宴桌，而只能放在地上，且一般都有盖。

图2 江西高安出土元青花梅瓶

从出土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来看，梅瓶在元代仍然是储酒器，如考古发现的汪世显家族墓葬中出土的一件梅瓶，在它的肩部釉下墨书“细酒”两字。许多器物都有盖，《文物》上发表高安窖藏出土青花带盖梅瓶6件（图2）。盖内分别书写“礼”、“乐”、“书”、“数”、“射”、“御”字样（图3），应该是标明所装酒的用途。带盖的梅瓶无论如何不会用于插花，这是毫无疑问的。从梅瓶盖的规整合来看，带盖梅瓶无疑是用作浆水酒醴的盛贮器。

图3 墨书“御”字

到明代早期梅瓶一直作为酒具使用，明中期以后梅瓶的用途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成为陈设用具。明代梅瓶造型普遍偏矮，胫部变宽，线条饱满有力，显得敦厚稳重，这样的目的在于降低重心，便于陈设。宋元时期的空梅瓶重心是很高的，陈设不安全，容易摔碎。当然，梅瓶发展到明代，也不仅仅只储存酒水类的液体，更用于储存一些单位体积比较小的东西，如药材等。表现在墓葬中则是梅瓶兼作了象征仓储的明器，用于储存钱币、粮食、药酒等。在桂林靖江王墓中就出土了较多这样的梅瓶。这与汉代流行的谷仓罐有相似的作用，用以显示墓主的生活富足。

图4 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所作《午瑞图》

总而言之，梅瓶从宋代出现一直到明早期无一例外都是酒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代磁州窑白釉黑花“清沽美酒”梅瓶，南京明故宫征集的明洪武白釉褐彩“赏赐”梅瓶，以及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永乐青花“内府”梅瓶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证。

到目前为止，这件“赏赐”梅瓶仍然是海内外的孤品。关于它的制作时代、产地和用途始终扑朔迷离，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1.明故宫遗址出土明洪武官窑白釉褐彩“赏赐”梅瓶

1995年8月中旬，南京《扬子晚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江苏省金大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明故宫皇城遗址内，玉带河西侧施工工地发现一口古井。”南京博物院征集部接到一位古陶瓷爱好者的报信后，立即派出专业人员前往调查。

原来，江苏省金大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明故宫遗址玉带河西侧（现黄浦路东侧玉河机器厂西北部）兴建黄埔广场的工程中，在离玉带河西80米的地方发现一处水井。经勘查，古井早年荒废，井栏由9块矩形青石拼砌而成，直径达3米，井壁用楔形砖砌成，如此大型的古井在南京是首次发现。在掏井过程中发现井底横放一排方木，在木排上的淤泥中出土了一批白瓷，有白釉瓷盏、白釉瓷盘、白釉瓷爵杯和我国首次发现的书白釉褐彩“赏赐”款的梅瓶。这是我国唯一的一件明洪武“赏赐”款梅瓶。

图5 明故宫遗址出土明洪武官窑白釉褐彩“赏赐”款梅瓶

“赏赐”梅瓶残高34厘米、底径10.5厘米。细颈，丰肩，瘦长腹，下腹微敛，胫部外撇。腹部有两道明显的胎接痕，底部釉迹斑驳。呈色介于元枢府釉和明永乐甜白之间，肩部竖写楷书“赏赐”二字（图5）。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为以氧化铁为原料的釉下彩。与洪武十二年（1379）吴祯墓出土的白釉梅瓶相比，此梅瓶更接近元代风格，应是明洪武早期产品，是景德镇洪武官窑为朱元璋专门烧制的酒器。同时出土的“还有洪武陶建筑构件、洪武石日晷、银盖。这是明故宫遗址白1964年以来的第四次重要发现，十分难得”。

白釉褐彩“赏赐”梅瓶的用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酒融入到了中国古代的祭祀仪式当中，巫师及相关活动的各种“道行”都是以酒为媒介进行的。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活动中，酒作为美好的东西，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战争决定一个部落或国家的生死存亡，勇士在出发之前，更要用酒来激励斗志。酒与国家大事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反映周王朝及战国时代制度的《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明确的规定，如祭祀时，用“五齐”“三酒”共8种酒。古代主持祭祀活动的巫师的权力是很大的，其主要职责是奉祀天帝鬼神，并为人祈福禳灾。后来又有了“祭酒”主持飨宴中的酹酒祭神活动。明清两代的官窑白釉瓷器是一种专门用于祭祀的器物。

2.洪武十二年(1381) 靖海侯吴祯墓出土元代白釉梅瓶

图6 洪武十二年(1381) 靖海侯吴祯墓出土白釉梅瓶

1983年9月，我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市郊岗子村南京电影机械厂内发掘清理了明代墓葬。此墓为砖室券顶结构（墓砖为南京城砖，部分砖上有铭文，壁厚0.42米，券顶厚1米），通长6.96米、宽2.87米、高2.82米，以厚0.52米的隔墙分为前后两室，隔墙中设门洞，其中原有木门。前室长2.04米，出土有墓志、瓷梅瓶和兵器（铁刀、甲）等。前室东南角出土瓷梅瓶1件。瓶高42.6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14 厘米。小口，短颈，圆肩，长腹，小平底，腹部有两道凸弦纹。素面，周身施灰白釉，底部落胎，胎质较白（图6）。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根据出土的残缺墓志（墓志字迹已漫漶，志盖上残存“□开国辅运□□宣力武□□进光禄□□□柱国□□□谥襄□□公之墓”字样）考证，主人是大都督佥事吴祯。据《明史·吴祯传》记载：吴祯为安徽凤阳定远人，原名国宝，朱元璋踢名祯。吴祯及其兄吴良均为朱元珠部将，曾屡建战功。洪武三年吴祯被封为靖海侯，十一年奉诏出定远，因病还京，十二年卒，追封为海国公，谥襄毅。

3.洪武二十一年(1390) 虢国夫人于氏墓出土明早期龙泉窑青瓷梅瓶

图7 洪武二十一年(1390) 虢国夫人于氏墓出土明龙泉窑青瓷梅瓶

图7 洪武二十一年(1390) 虢国夫人于氏出土明龙泉窑青瓷梅瓶

1978年11月至1979年6月，为配合南京晨光机械厂人防工程的施工建设，南京市博物馆和雨花台区文化局的考古人员在戚家山北坡发掘了明代俞通海夫人于氏墓。此墓共出土随葬器物5件，包括瓷器4件、金器1件。比较特殊的是青瓷梅瓶2件，均出土于后室前部右侧，形制相同。小口，翻唇；直颈较短，丰肩，腹内收，圈足，底部略外撇；修足露胎，器内外施满釉。整器线条柔和流畅，造型端庄优雅，所施青釉厚润欲滴，晶莹似玉。其中1件：口径5.3、底径11.1、高30.7 厘米。另1件：口径5.7、底径11.7、高31.5 厘米（图7）。据同时出土的墓志记载，此墓主人是明代俞通海开国大将俞通海的夫人于氏。《明史》记载：俞通海（1329—1366年），字碧泉。明开国大将，河间郡公俞延玉长子。早期占据巢湖为盗，后归朱元璋，擅长水战，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立下不少功劳，在鄱阳湖大战中救出朱元璋。官至中书省平章政事。

后在围攻平江战役中，中流矢身亡，死时三十八岁，无子。追赠虢国公、谥忠烈。

4.洪武二十二年(1389)南安侯俞通源墓出土明早期磁州窑白釉黑花缠枝菊纹梅瓶

图8 洪武二十二年(1389)南安侯俞通源墓出土明初磁州窑白釉黑花缠枝菊纹梅瓶

1978年11月至1979年6月，为配合南京晨光机器厂人防工程的施工建设，南京博物馆和雨花台区文化局的考古工作人员在戚家山北坡相继发掘了明代虢国公俞通海之弟安南侯俞通源墓及俞通海夫人于氏墓。戚家山位于南京市中华门外1公里，雨花台西北侧，古代石子岗的一部分。在俞通源墓的后室前部发现2件大小形制相同的明初磁州窑白釉黑花绘缠枝菊纹梅瓶，高36.5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15厘米。小口，翻唇，丰肩，弧腹，胫部内收，平底外撇。胎色灰中带黄，胎质较粗；釉色灰白较均匀，有细小开片，底部无釉。器身肩部绘一周六组白釉黑花花卉纹，其上下格式一周连弧状简化仰俯莲瓣纹。从造型与纹饰判断此瓶应为明早期磁州窑产品（图8）。

据墓志记载：俞通源卒于明洪武己巳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同年五月初二，享年四十四岁。己巳年即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又据《明史》记载：俞通源，字佰川，元代濠（今安徽凤阳）人，河间郡公俞延玉次子。俞通源戎马一身，荣立无数战功，洪武三年被授以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南安侯，年俸禄一千五百石，子孙克世袭其爵。

5.明永乐十四年（1416）孝陵卫指挥使萧氏与夫人王氏墓出土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图9 明永乐十四年（1416）孝陵卫指挥使萧氏与夫人王氏墓出土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1990年9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雨花区铁心桥乡尹西村发掘了一座明代夫妇合葬墓，出土了青花缠枝牡丹梅瓶、砖地券、残铁刀、铜镜等文物。据出土的墓志记载，西室墓主为孝陵卫指挥使萧氏，东室墓主为其妻王氏，萧氏曾任“锦衣典亲军”成祖即位升任“孝陵卫指挥使”。卒于永乐十四年，享年50岁，当年十二月“附葬江宁县安德乡花园村先茔之左王氏合焉”。其妻王氏卒于永乐八年。

此梅瓶出土于王氏墓室后壁，高40厘米，口径6.2厘米，主题图案为缠枝牡丹纹。通体以弦纹、卷草变体连钱纹将青花图案分成三组，肩部绘一对雌雄孔雀翱翔于枝叶缠绕的牡丹丛中，腹部是主题花纹为四朵缠枝牡丹，胫部绘八瓣变体莲瓣，另外口沿下有两个楷书的“四”字。从该瓶的造型和纹饰看，应属元代晚期江西景德镇窑产品（图9）。

6.明宣德六年（1431）黔宁王沐英与元配冯氏以及续房耿氏合葬墓出土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该墓1950年被盗，青花梅瓶被农民挖出后变卖，后由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征集，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1959年春，在江宁县东善人民公社印堂村东观音山龙埂之西距沐晟墓200米左右处挖开了墓门，在门外土里发现沐英续房妻耿氏墓志。此墓因被盗掘，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后陆续由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分别追回了一些文物。

图10 明宣德六年（1431）黔宁王沐英与元配冯氏以及续房耿氏合葬墓出土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这件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就是其中之一，黔宁王沐英墓志现藏南京博物院。沐英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养子。据《明史》记载：“沐英，字文英，定远（今安徽省定远县）人。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和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从朱姓。年十八，授帐前都尉，守镇江。……二十五年六月，闻皇太子薨，哭极哀。初，高皇后崩，英哭至呕血。至是感疾，卒于镇，年四十八。……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此梅瓶高44.1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主题图案为著名的历史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图(图10)。瓶身从肩部至胫部共绘有6层青花文饰：肩部是变体莲瓣和缠枝西番莲；腹部绘有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一面是身着官服的萧何正策马扬鞭，作奋力追赶状，另一面脱去戎装的韩信已来到河边，他前方有一艄公正奋力划桨，欲载韩信过河；胫部有卷草纹、实心覆莲和变体空心莲瓣。该瓶从造型和纹饰看，国内专家一致认为此瓶为元代江西景德镇产品。它以端庄的造型，新颖的题材，精细的绘画赢得了“国宝”之美誉。

7.明正统四年（1439）忠敬王沐晟与夫人程氏墓出土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1959年5月25日—6月17日，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江宁县东善桥人民公社印塘村观音山南麓，清理了一座砖室墓。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金器27件，锡器35件，铜器5件，玉器1件，陶器2件以及铁质武器7件。令人称奇的是，以往明代大墓中常见的各种瓷器，在此墓中只有一件青花梅瓶。从同墓出土的两合墓志可知，这是一座明代夫妇合葬墓，墓主人是明定远忠敬王沐晟和太傅黔国公夫人程氏。沐晟是明黔宁王沐英的次子，生于洪武元年（1368）卒于正统四年（1439），享年七十二岁。《明史》中关于沐晟的记载是列在其父沐英传中：“晟，字景茂，少凝重，寡言笑，喜读书。太祖爱之。历官后军左都督。建文元年嗣侯。……（正统四年）晟引还，惭惧发病，至楚雄卒。赠定远王，谥忠敬。”

图11 明正统四年（1439）忠敬王沐晟与夫人程氏墓出土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此梅瓶高41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14厘米。青花图案从上至下分别为变体莲瓣，缠枝西番莲，缠枝牡丹，卷草纹，变体莲瓣纹。主题图案是腹部的缠枝牡丹纹。从造型和纹饰看，此瓶应为元代江西景德镇产品（图11）。

8.明正统八年（1443）宋琥与安成公主墓出土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带盖梅瓶

1957年南京市江宁县东善桥响龙山（又名孙家山）娘娘坟出土。同时出土的墓志表明这是明驸马都尉宋琥和安成公主的合葬墓。宋琥为明开国功臣宋晟次子，卒于明宣德五年（1430）；安成公主为明成主朱棣之女，卒于明正统八年（1443）。该瓶出土于女室中，应为安成公主的随葬物品。宋琥在《明史》中没有单独记载，而是在其父宋晟传中稍有提及：“晟三子。长瑄，建文中为府军右卫指挥使，……瑄弟琥，尚成祖女安成公主，得嗣侯，予世券。八年佩前将军印，镇甘肃。……”

图12 明正统八年（1443）宋琥与安成公主墓出土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带盖梅瓶

此梅瓶通高44.1厘米，口径6.4厘米，底径13厘米带盖。这件瓷瓶的装饰分做七层，最下一层是十瓣变体仰莲，二层是海水纹，再上画松竹梅图。这个部分很突出，占有瓶身三分之一的空间。它是装饰结构中的主要部分；亦是绘瓷美术家用来表现设计意图与主题思想的用心所在。肩腹之间饰以缠枝菊花，再上是卷草纹和如意纹。颈部画蕉叶纹一周。可以明显看出，所有装饰题材的选取，都是和它所在的瓶身位置相呼应的，和谐而得体。主题图案为松竹梅岁寒三友。所谓“岁寒三友”，似是滥觞于《论语·子罕》篇中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句话。但“松竹梅”都是寓意人的清高，坚定，骄傲，勇敢，不怕压，不畏难，不惧逆境，怡然自得，傲雪凌冰的品德和操行。陶瓷器上出现松、竹、梅题材的装饰，已故陶瓷学家陈万里先生有段论述可以参读，它的原文是：“……在元代磁州的陶枕上亦往往可以看到几片竹叶，或是寥寥数笔的松枝，作为枕侧的装饰画题。同时松竹梅的画题本来在元代绘画中是颇盛行的，有不少画家，就以画此种题材负有盛名。……自此以后，在明清两代瓷器上的装饰画面，颇多画着这一种岁寒三友图。因而此种装饰画就成为瓷器上的传统题材。关于松竹梅装饰画面，陈万里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所画的松竹梅又与元代绘画的风格相近。”特别是梅花的枝老花大，圈点画萼，以及在根部襯以蕉石山坡，石用钩边渲染，竹节注意上下连接，“上一笔两头放气，中间落下，如月少弯”，竹叶用笔“劲利实按而虚起，一抹便过”的书法，都是元代画家擅用的笔法。

从造型和图案看，应为明代洪武年间江西景德镇产品。此瓶因是目前所见存世的唯一一件完整带盖的洪武釉里红梅瓶，所以1995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宝级文物（图12）。

9.明正统十三年（1448）宋铉与唐氏墓出土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

图13 明正统十三年（1448）宋铉与唐氏墓出土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

与宋琥夫妇墓出土的釉里红梅瓶相比大体相同，二者的区别是：（一）宋琥瓶有盖，而宋铉瓶失盖；（二）宋琥瓶发色不正，呈褐色，宋铉瓶发色较正，呈淡红色；（三）宋琥瓶比宋铉瓶胫部少一周覆莲纹。

10.明景泰七年故司礼监太监金英墓出土明早期白釉梅瓶

图14 明景泰七年故司礼监太监金英墓出土白釉梅瓶

1953年12月初南京江宁西善桥英台寺山建宁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砖室墓。当即报告了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管会接到报案后后立即会同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博物院考古所的前身)组成考古队前往调查与发掘.经过清理发现该墓已经被盗。但是仍然出土了一方墓志和不少铜器与锡器。特别是一件完整的白釉梅瓶填补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又被称为明朝瓷器生产的“空白期”）瓷器的空白(图14)。

11.明天顺七年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怀忠墓出土明早期“内府”白釉梅瓶

1987年8月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市雨花区天堡桥清理了一座明代古墓，出土了白釉梅瓶1件、玉带版20块等一批随葬文物。据同时出土的墓志记载，墓主人是明代天顺年间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怀忠。

图15 明天顺七年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怀忠墓出土“内府”白釉梅瓶

此梅瓶高33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11.6厘米。通体施白釉，釉面白润，肩部釉下有褐彩楷书“内府”二字（竖排）（图15）。“内府”是内府衙门的通称。明代的内府衙门，应为司礼监、御用监等服务于朝廷的宦官机构。有明一代宦官专权，且自洪武朝起每逢景德镇御窑场大量烧造御用瓷器时，朝廷均委派宦官前往“督陶”。所以像怀忠这样的大太监也能享受王公贵族一类的待遇——用梅瓶随葬。类似的“内府”白釉梅瓶在日本有两件，并且还带有青花器盖（图16）。应属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场产品。

图16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永乐青花“内府”梅瓶

1982年3月，北京房山区张坊乡大峪沟村农民盖房取土时，出土两件梅瓶。高35、口径7、底径12 厘米。形制相同，花纹各异。一件为白釉，肩部墨书“ 内府” 二字，属磁州窑制品（图17）。

1985年5月，赤城县云州村出土1件元代“内府”白釉梅瓶，由乡干部张万山送县博物馆。该瓶高35、口径6、底径15厘米。白釉，肩部釉下墨书楷体“内府”二字。其形制、釉色、大小与1982年北京房山区张坊乡出土元代梅瓶相似，应属磁州窑产品。

图17 北京房山区张坊乡大峪沟村出土墨书“ 内府”梅瓶

12.南京林学院实习农场出土明空白期青花孔雀牡丹纹梅瓶

1957年南京林学院实习农场发现1座明墓，出土了一件青花孔雀牡丹纹梅瓶。高40、口径5.5、底径11.3厘米。小口卷唇，短颈，丰肩，圆腹下敛，足外撇。带覆钟式盖。胎体厚重，胎质较洁白细腻。釉色腴润，发色以靛青为主。足内凹，浅挖，砂底无釉，露胎处有窑红。底面无款，瓶身由三段接成。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釉下绘青花纹饰：盖绘缠枝牡丹、肩部为缠枝花卉，腹部为主体图案：《孔雀牡丹图》正面一只雄孔雀回首挺胸，长尾拽地，行走于花丛中（图18）；背面一只雄孔雀展翅翱翔在空中（图19），一动一静遥相呼应，十分生动。从造型与纹饰判断此瓶应为明空白期产品。牡丹纹及孔雀牡丹图是此时的代表性纹样和图画。牡丹纹布局花繁叶茂，大花大叶，写实生动。花冠圆浑丰满，有两种填色：一是继承元代的瓣外边缘留白；二是继承永宣的从瓣边缘向内拓染料色，花瓣之间留白，叶多作翻卷状，叶脉呈鱼骨状，钩完线条后，再在叶脉两侧拓抹料色。孔雀牡丹图，构图有疏密、虚实的变化，弱化元代青白纡曲空间的装饰性，着意图画的自然写实。图中两只孔雀或飞翔、或顾盼，动态各异，造型准确自然，用笔肯定，笔触清晰，明丽，表现出较高的绘画技巧，这在历代青花瓷中是出类拔萃的。

图18 南京林学院实习农场出土青花孔雀牡丹纹梅瓶（正面）

结论

1.梅瓶是明代初年贵族墓葬的特殊葬具。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就有厚葬风俗，特别是汉族人建立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厚葬之风更加盛行，如秦、汉、唐、宋、明等。而作为统治阶层的皇室和贵族更是将随葬物品的高低、多寡作为死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如西周时就规定天子的随葬青铜礼器是九鼎八簋，诸侯的随葬礼器是七鼎六簋。从以上明初贵族墓出土梅瓶可以看出，明代梅瓶的使用开始形成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往往作为一种贵重的礼器随葬于贵族夫妇合葬墓的女室中，使梅瓶由酒具变成了礼器。我国古代常常用某种器物的谐音来比喻一种吉祥的含义：如定陵中的四只青花梅瓶放在棺椁的四周，寓意“四方清（青）平（瓶）”；又如山东鲁王朱檀墓的青白瓷梅瓶中盛有酒，寓意“清（青）平（瓶）长久（酒）”。随葬梅瓶的多寡也是有一定规矩的。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一般分为三个等级：一、皇帝陵——青花梅瓶四个，如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随葬梅瓶就多达4件；二、皇后、皇妃陵——青花或白釉梅瓶二个，如北京定陵的孝后、端后墓，北京海淀区董四村的皇妃墓等；三、公主、皇子和贵族墓葬——都只有一个青花或釉里红梅瓶。

图19 南京林学院实习农场出土青花孔雀牡丹纹梅瓶（背面）

2.以上梅瓶除明故宫遗址出土明洪武官窑白釉褐彩“赏赐”梅瓶和南京林学院实习农场出土明正统青花孔雀牡丹纹梅瓶以外，均为明代纪年墓葬出土。但出土墓葬的纪年(墓志中记载墓主人下葬的年代)只能代表瓷器的下限。具体年代根据器物的造型与纹饰的变化来判断，可分为元代、明·洪武和明早期(永乐—天顺)三个不同时期(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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