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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关注每年的中国首富是谁，但你会去关心我国台湾的首富是谁吗？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知道台湾首富是谁，不就是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嘛，但实际上，台湾首富早已换人。

2022年福布斯中国台湾富豪排行榜中，台湾省首富并不是郭台铭，而是身价达到千亿的张聪渊。据公开信息显示，张聪渊旗下公司更是已经迁往内地，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小编|南墨

隶属|我爱学习俱乐部编辑部

张聪渊，1948年，台湾云林县生人。一个众人都对他十分陌生的“神秘鞋王”。

在公布的2021年度，福布斯中国台湾排行榜单中，以138亿美元的身价位居榜首，折合人民币948亿元。

在此次榜单排名中，郭台铭无缘前五，止步第六名。虽然在2022年度的排行中，财富略有缩水，但依然有121亿美元的身家，再次蝉联台湾首富宝座。

而美国的商业杂志福布斯用“低调”一词来形容张聪渊，这不禁令人讶异。张聪渊也是代工者，只不过与曾经的首富郭台铭有所不同。

郭台铭是富士康的创始人，富士康主要是与苹果之间，达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逐渐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而张聪渊则是代工鞋子，靠做鞋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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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低调的台湾首富

2021年，华利集团于深交所正式上市，华利集团创始人的身家再一次暴涨。前不久，中国台湾富豪榜单正式公布，榜首那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他这是连续第二次夺得首富宝座，陌生则是因为他的名气确实不大，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

如果说偶尔一次成为台湾首富，可能还有人会用运气二字来加以解释。但张聪渊连续两次成为首富，证明他和他的企业确实有点东西，想再低调也不现实。

华利集团的旗下共计有43家子公司，其中绝大多数位于中国香港以及越南，仅有两家公司位于台湾。由此可见，张聪渊的经营重心并不在台湾，很多人对他不了解自然也就情有可原。

既然已经把自己的名气打响，再藏着掖着就没什么意思了。台湾媒体爆出来一则大新闻，原来是张聪渊大手一挥，直接买下了台北一座顶级豪宅，这与他以往的低调风格大相径庭。

现在你如果去搜索华利集团的主营业务，得到的回答大概率会说这是一家做鞋的。的确如此，华利集团主要负责为品牌鞋代工，旗下工厂覆盖东亚多个国家，光是员工数量就已经达到15万人。

张聪渊凭借代工品牌鞋，又是怎样一步步成为台湾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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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行业崛起

张聪渊1948年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的乡下，父亲早年耕田为生，他18岁从嘉义农校毕业，20岁进入云林一家鞋厂工作，做普通的管理员。在他成名后，媒体去采访他在台南的乡亲和同学，谈及他的成就，被描述最多的是“想不到”。

有了在鞋厂的管理经验，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聪渊决定创办自己的鞋厂——景新鞋业。由于资金有限，他只能买猪舍、农舍当工厂。“家里没钱，就过没钱的日子，人家买好的地段和大楼，我就买乡下的猪舍、农舍。”

资金不够，自然不能选择门槛高、制作难度大的产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聪渊说：“如果说足球鞋、篮球鞋是鞋款里第一、第二名的获利王，加硫鞋（帆布鞋）大概就是倒数第一。”

而让他起家并站稳脚跟的，恰恰是这“最不赚钱”的加硫鞋。

因为台湾地区橡胶丰富，用料便宜，如果生产普通的运动鞋，几乎不需要研发成本；而硫化鞋鞋底需要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环境下，让橡胶底和硫磺进行交联，使二者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品质更不容易得到保障，很多鞋企都放弃了。

让张聪渊改变最初想法，选择与同行反其道而行的的逻辑只有一个：

做别人不做的买卖，意味着竞争少，只要做好了，就能活下去。

“我没觉得只能做别人挑剩的订单，就比较辛苦……重点是，你有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决心。”张聪渊说。

比起“华利”，张聪渊在台湾地区更为人所知的是其旗下鞋厂“宏福”。宏福是全球第二大制鞋厂，拥有全球15万名员工，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加硫鞋厂。

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代和环境的造就，张聪渊的故事只是台湾地区制鞋业发展的缩影。

1832年，一位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在麻州小镇当印刷工时，每天站在机器前，由于长时间站立感到疼痛，他就在脚底垫上一个橡胶皮垫，疼痛明显降低。他回家后干脆将橡胶皮固定在鞋底上，橡胶底鞋由此被发明。

拥有庞大橡胶产量的台湾地区，成为橡胶鞋底的“原料大本营”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台湾地区建立起规模较大的橡胶工厂，从南洋输入天然胶，大量生产轮胎和胶鞋等产品。

1955年，好莱坞影星詹姆斯·迪恩凭借电影《无因的反叛》走红，他身着牛仔裤和白色帆布鞋形象，让帆布鞋（也就是加硫鞋）一度成为青少年叛逆和嬉皮精神的象征，风靡一时。

此后，匡威和彪马对帆布鞋进行了技术攻关，通过加硫蒸气技术让鞋帮、鞋底具有更高的强度和弹性，这让加硫鞋大规模量产并成为流行消费品成为可能。

而最早为彪马和匡威代工的企业，正是张聪渊的“宏福”。

上世纪70年代初，欧美发达国家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市场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将制造业向外转移以降低制造成本，成为欧美企业的共同出路。拥有廉价人工的中国台湾中部地区成为“天选之地”，制鞋业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1971年台湾地区外销的鞋就达到1亿双。1976年台湾地区制鞋业的外销量已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一大鞋类出口地区。制鞋业更是与电子、纺织两大产业一起，被认为创造了70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奇迹。

80年代，台湾地区涌现出宏福、宝成、丰泰、钰齐、隆典、清禄、凯楠、九兴等享誉国际的代工鞋厂，台湾地区也因此获得“制鞋王国”的美名。

1986年台湾地区的外销鞋类总量达到顶峰，超过8亿双。当时全球人口约为49亿，也就是说，全世界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可以穿上台湾地区制造的鞋。

1987年，台湾地区橡胶制品出口值共计74.6亿元台币（约合2.87亿美元），其中胶鞋出口值30亿元台币，几乎占到了1/2。

然而，靠各行各业“代工”迅速崛起的台湾地区经济，因为长时期超额输出导致产业结构逐渐失衡，同时受外销市场的影响极大，这为其之后的产业困境埋下了隐患。

1988年台湾地区经济过热，台币对美元加速升值，导致制鞋业出口突然遇冷。这一年1-4月，台湾地区出口美国的鞋比前一年同期降低了29%。

据台湾地区制鞋公会统计，1988年和1989年两年时间，台湾地区共有600多条生产线停产。

出口遇冷，生产受困，“薄利多销”的路线难以为继，控制全球80%以上品牌鞋生产的台湾地区鞋企将目光投向了海峡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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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不少台湾地区鞋企将工厂迁移到大陆，这其中也包括张聪渊的企业。

他与人合资成立新沣集团，在大陆从事运动鞋代工。1995年这家公司在香港成立总部并成功上市，张聪渊拥有15.7%的股份。

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是当时大陆吸引台湾地区制鞋企业的优势。资料显示，1987年，台湾地区制鞋工人的工资为1.55美元/小时，而大陆制鞋工人的工资仅为1.75美元/天。

加上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陆制鞋业复制了台湾地区制鞋业的辉煌。

离台湾地区最近的广东、福建两省成为台湾地区制鞋业转移的目的地，东莞、莆田、晋江等城市则成为这波产业转移的受益者。

以莆田为例，在台商进入莆田之前，莆田已经是福建省制鞋业的中心。1986年，莆田鞋革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占到了全省的70%以上，在台商带来大量国际订单后更是爆发出惊人的发展速度。

1993年莆田已拥有100多家鞋企，每年产鞋超亿双；到了1996年，莆田的鞋业总产值就涨至42.9亿元。

然而，依靠劳动力优势、遵循代工模式所创造的辉煌，也同样短暂。

说白了，代工赚的还是辛苦钱。根据国际消费者联盟的调查，在一双鞋的成本中，工厂的毛利占2%，人工费占0.4%，人工费占到了工厂毛利的20%。

原材料成本的攀升不可避免，工厂想要提高净利润只能在这占到20%的人工上做文章。

得益于制造业兴起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大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一次让代工厂不可避免陷入怪圈。2001年，福建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为380元/月，而当时越南的最低工资约为164元/月。

2012年，运动鞋巨头阿迪达斯宣布关闭在中国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将生产线迁移至东南亚，拉开了新一波产业转移的序幕。台湾地区鞋企也开始了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转移。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仅靠制鞋已经无法带来可观的盈利。

张聪渊所在的新沣集团上市后，开始转向多元化发展并自创多项运动品牌，甚至增加房地产业投资，制鞋部分业务占整体业务比例愈来愈小。

2013年7月，新沣集团公布，以总代价4.29亿元出售亿明投资全部股权，其主要业务为鞋履产品制造。

接手的人正是张聪渊家族。靠制鞋起家的张聪渊显然不甘心放弃有多年积累的“老本行”，他将新沣集团的制鞋业务改名“华利”，开始独立运作。

接手后很短时间，张聪渊家族先通过家族控制的中国香港公司收购了15家越南工厂和多米尼加工厂、收购24家贸易公司的贸易业务，再通过华利股份旗下子公司收购中国香港的15家公司。

张聪渊“薄利多销”的一贯打法，决定了东南亚低廉的劳动力将是华利争取利润的关键。

在产量上，华利也在台湾地区一众鞋企中遥遥领先。此外，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越南具有距离中国近能有效节省运输费用、对欧美国家进口关税低的优势，这也是华利选择把工厂设在这里的原因。

从华利集团招股说明书披露情况看，华利集团2020年员工人数接近13.6万人，造鞋超过1.8亿双，营业收入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到18.21亿元人民币。

华利可观的生产力和常年稳定增长的营收，让人们看到制鞋这种传统产业的惊人韧性，开始重新认识“代工”这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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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产业的未来

华利集团的商业模式是ODM，类似商业模式的公司是“立讯精密”。

华利集团为品牌方设计制造运动鞋履，核心客户是下游品牌。

首先，当品牌客户提出开发的需求后，开发业务中心首先进行运用鞋的设计开发，然后交给客户方案，进行样品定型。客户如果对样品满意，就可以下量产的订单。获得订单后，华利的采购部向上游的原料供应商，包括纺织、皮革、橡胶等供应商进行原材料的采购。

最后在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和交付。

2017-2019年公司总收入从100.1亿元增长至151.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3.1%。2020年受疫情影响虽然有所下降，仍可以达到139.31亿的营业收入和历史新高净利润18.79亿。

下游市场竞争加剧，单一客户依赖度较高。

从公司核心客户分析，前几大客户的收入贡献增长迅速。来自第一大客户的Nike的营收从2018年的27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6亿元以上，占到华利整体收入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断，公司对国外头部的运动鞋履品牌的依赖度较高。由于目前，运动服饰行业属于热门赛道。导致全球运动品牌的竞争逐渐加剧， 短期来看，Nike和Adidas的市占率仍然领先。

但国内品牌鞋履正在加速追赶国际龙头，例如，国货龙头安踏、李宁运动鞋履品牌等，经过近几年迅猛的发展，从品牌设计、产品质量、营销能力、并购整合能力，都在飞快接近国际一线企业。一旦依赖度较高的品牌公司出现问题，会对公司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反观中游，在运动服饰ODM行业，目前主要的对手是台企。据统计，从营业规模来看裕元集团是行业龙头，其主营业务收入是华利的4.6倍。

目前行业格局为三足鼎立，裕元、丰泰、华利竞相角逐。

相较之下，华利集团进入行业较晚，直到2012年才成功拿到Nike订单，作为主品牌供应链。但是从成长势头上看，华利近年来的产量增长迅猛，已经弯道超车丰泰，直追裕元。

而裕元具有 “制造+零售”双主业， 当前业务结构约6:4。裕元集团在香港上市，2016年和2017年是公司的高光时刻，这两年的净利最高超过35亿元，对应估值在15-17倍。但从2018年后，裕元集团收入增长停滞，股价表现萎靡，甚至在2020年首次出现了净利润亏损的状况。

对比两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变化情况，可以发现：裕元集团的盈利能力在逐渐走下坡路，即使在巅峰的2017年，净利率与华利集团净利率也相差5个百分点。而华利集团的盈利能力逐年走高，而且面对特殊的2020年，基本没有被疫情所影响。可见，当前华利集团在盈利能力上已经超过行业龙头的裕元集团，在营收规模的超越不过是时间问题。

总结来看，代工ODM的商业模式并非没有技术含量，品牌商会紧跟市场变化，随着产品研发更迭，进而提升对代工企业的要求。二者是正相关的同步提升关系。

对标以服装行业的头部代工企业申洲国际，由于对市场及自身的定位，申洲国际通过提升面料研发的能力，逐渐瞄准中高端代工路线，使得公司突破低端服装代工市场，当前已经成长为2000亿元市值级别的行业巨头，当前净利润超过50亿，市场TTM市盈率47倍。

申洲国际目前市值超2000亿，其特点是客户拓展、投入研发、以及扩展产能，这些与华利集团都是不尽相同的。对比申洲国际，当前的华利在确定性和成长性上都是欠缺的。而且目前华利集团的估值已经超过50倍，高于申洲国际。

虽然华利仍处于成长阶段，但其中的风险也不容小觑，单一品类的代工，且单一客户的占比过高。随着同行和下游市场竞争的加剧，2021年疫情与公关事件催化，全球运动鞋履品牌市占率大概率会重新洗牌，国产品牌逐渐拉近与头部企业的差距。华利集团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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